那天早晨上学,奉书去得很晚,心里很怕文天祥骂她,况且他说过要问她们分词。w不上来。她想就别上学了,到野外去玩玩吧。

天气那么暖和,那么晴朗!

画眉在树林边宛转地唱歌;锯木厂后边草地上,蒙古兵正在操练。这些景象,比分词用法有趣多了;可是她还能管住自己,急忙向学校跑去。

她走过镇公所的时候,看见许多人站在布告牌前边。最近两年来,她们的一切坏消息都是从那里传出来的:败仗啦,征发啦,司令部的各种命令啦——她也不停步,只在心里思量:“又出了什么事啦?”

卖药的徐伯带着他的徒弟也挤在那里看布告,他看见她在广场上跑过,就向她喊:“用不着那么快呀,孩子,你反正是来得及赶到学校的!”

她想他在拿她开玩笑,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文天祥的小院子里。

平常日子,学校开始上课的时候,总有一阵喧闹,就是在街上也能听到。开课桌啦,关课桌啦,大家怕吵捂着耳朵大声背书啦……还有老师拿着大铁戒尺在桌子上紧敲着,“静一点,静一点……”

她本来打算趁那一阵喧闹偷偷地溜到她的座位上去;可是那一天,一切偏安安静静的,跟星期日的早晨一样。她从开着的窗子望进去,看见同学们都在自己的座位上了;文天祥呢,踱来踱去,胳膊底下夹着那怕人的铁戒尺。她只好推开门,当着大家的面走过静悄悄的教室。你们可以想象,她那时脸多么红,心多么慌!

可是一点儿也没有什么。文天祥见了她,很温和地说:“快坐好,小奉书,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不等你了。”

她一纵身跨过板凳就坐下。她的心稍微平静了一点儿,她才注意到,她们的老师今天穿上了他那件挺漂亮的绿色礼服,打着皱边的领结,戴着那顶绣边的小黑丝帽。这套衣帽,他只有督学来视察或者发奖的日子才穿戴。而且整个教室有一种不平常的严肃的气氛。最使她吃惊的是,后边几排一向空着的板凳上坐着好些镇上的人,他们也跟她们一样肃静。某跫抖帘荆他把书翻开,摊在膝头上,书上横放着他那副大眼镜?

她看见这些情形,正在诧异,文天祥已经坐上椅子,像刚才对她说话那样,又柔和又严肃地对她们说:“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大都已经来了命令,全国的学校只许教蒙古语了。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汉语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

奉书听了这几句话,心里万分难过。啊,那些坏家伙,他们贴在镇公所布告牌上的,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她的最后一堂语文课!

她几乎还不会作文呢!她再也不能学语文了!难道这样就算了吗?她从前没好好学习,旷了课去找鸟窝,到海子上去溜冰……想起这些,她多么懊悔!她这些课本,语法啦,历史啦,刚才她还觉得那么讨厌,带着又那么重,现在都好像是她的老朋友,舍不得跟它们分手了。还有文天祥也一样。他就要离开了,她再也不能看见他了!想起这些,她忘了他给她的惩罚,忘了她挨的戒尺。

可怜的人!

他穿上那套漂亮的礼服,原来是为了纪念这最后一课!现在她明白了,镇上那些老年人为什么来坐在教室里。这好像告诉她,他们也懊悔当初没常到学校里来。他们像是用这种方式来感谢她们老师四十年来忠诚的服务,来表示对就要失去的国土的敬意。

奉书正想着这些的时候,忽然听见老师叫她的名字。轮到她背书了。天啊,如果她能把那条出名难学的分词用汉语从头到尾说出来,声音响亮,口齿清楚,又没有一点儿错误,那么任何代价她都愿意拿出来的。可是开头几个字她就弄糊涂了,她只好站在那里摇摇晃晃,心里挺难受,连头也不敢抬起来。她听见文天祥对她说:

“我也不责备你,小奉书,你自己一定够难受的了,这就是了。大家天天都这么想:‘算了吧,时间有的是,明天再学也不迟。’现在看看我们的结果吧。唉,总要把学习拖到明天,这正是中国人最大的不幸。现在那些家伙就有理由对她们说了:‘怎么?你们还自己说是中国人呢,你们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不会写!……’不过,可怜的小奉书,也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过错,我们大家都有许多地方应该责备自己呢。”

“你们的爹妈对你们的学习不够关心。他们为了多赚一点钱,宁可叫你们丢下书本到地里,到纱厂里去干活儿。我呢,我难道没有应该责备自己的地方吗?我不是常常让你们丢下功课替我浇花吗?我去钓鱼的时候,不是干脆就放你们一天假吗?……”

接着,文天祥从这一件事谈到那一件事,谈到汉语上来了。他说,汉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又说,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说到这里,他就翻开书讲语法。真奇怪,今天听讲,她全都懂。他讲的似乎挺容易,挺容易。她觉得她从来没有这样细心听讲过,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讲解过。这可怜的人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在他离开之前全教给她们,一下子塞进她们的脑子里去。

语法课完了,她们又上习字课。那一天,文天祥发给她们新的字帖,帖上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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