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世界上的暴力犯罪都是这样吗？他的意思应该是说，是不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包括程贵阳（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穷苦人，尽管他曾经沧海，在较高层次工作生活过。但骨子里，他似乎始终认为自己跟他们一样。）他们都处心积虑地安排生活，选择道路，作出计划，到头来却被认识不到的力量搞得一败涂地？他指的不是外部力量，机会和巧合，它们总是存在的，无论对于谁。
他指的应该是深藏在人们心中的力量——无奈与邪念？
当他们的一切都不复希望，那种狂涛巨lang，奇思怪想，难道说只有到了生命绝境的时候才能意识到吗？
※※※第二天是星期天，吃午饭的时候，刘支队长在食堂碰到了局宣传处的一位副处长，他们商量如何开好明天的新闻发布会，副处长说明天他作为新闻发言人负责这件事。
“你打算怎么办？”刘海洋感兴趣地问。“对一些细节，无可奉告？”
“不，”副处长谨慎地说，“我也没经验，不过，很难对付，那些记者。他们肯定会问一些敏感问题，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准备‘完全坦率地讲’，‘实话说’。
我已经看完了你们提供的全部材料，这几天就演练这个了，呵呵。这几个人，各不相同，从讯问笔录来看，说个有性格也不为过，这种人知道他们干了什么，他们也满不在乎了，但是面对记者，你让我怎么说？怎么说合适？”
刘海洋让女服务员借来一支笔，在空烟盒纸上把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拉了一个单子，像个提纲挈领的东西。首先把侦查的原则写上了，下来是推理思维、分析、领导指挥和采取措施、捕人、审讯。他细心地把审讯的多种策略都标上了。他要副处长注意这几个要点，他相信这也许是记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
“可是，”对方仍然顾虑重重，“这毕竟是个新事物，我怕说不到点子上，怎么办？”
“没有办法。”刘海洋摇摇头。
又说：“提前喝点酒，只一口，也许是个办法。”
“喝酒？”
“怎么？应该。”刘海洋说，“做到心中有数，随机应变。”
“也许，”副处长说，“好！”
案子破了，总要有个交待。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滨江市公安局刚刚建立，因此他们准备得非常隆重，但由于缺乏经验和必要的训练，难免有仓促上阵之感。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新闻发布会在市公安局警官礼堂召开的时候，各路记者因为此前早已知道了犯罪嫌疑人是谁，但对于他们的作案动机、手段、如何进入市委书记的别墅、如何开始杀戮以及一些细节问题很感兴趣，穷追不舍。
其中，也有人问到了审讯问题。他们想知道，面对如此穷凶极恶的杀人恶魔，警方用什么方法最终让他们开口说话。
好在这些问题，正是发言人准备得最为充分之处。他从容不迫地对此做了很好的阐述和解释。
他告诉记者们，在审讯中，程贵阳、吴荣贵和向左志三名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经历了四个阶段：试探摸底阶段、对抗相持阶段、动摇反复阶段、供述罪行阶段。
一般而言，在讯问时，重大犯罪嫌疑人在畏罪心理的支配下，会有三种选择：或一进入讯问就认罪服法，彻底交罪；或直至侦查终结仍顽抗到底；或先抗拒后交罪。
这三种情况，前二者是少数，后者则是多数。尤其是程贵阳、吴荣贵、向左志三人的生活背景和经历比较特殊，他们十几年前既是战友，回乡后又同在一个城市。
但是，根据警方调查和他们后来的供认发现，案发前他们仅仅是认识而已，并不特别密切来往。在审讯中，警方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和相同之处，每一次审讯之前都分析制定一套计划，选择一条有针对性的策略，每一次审讯后则根据其心理变化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充实。
三人中虽说在犯罪事实上为共同犯罪，但情节又有不同，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没有什么两样，在与警方的讯问过程中同样经历了大致四个阶段，即：试探摸底，对抗相持，动摇反复，供述罪行。
“可以具体说一下吗？谢谢！”一个男记者问。
“可以。”发言人顿了一下，目光扫视会场，缓缓道：“还是以程贵阳为例。这个人的试探摸底阶段，最为明显的表现在最初警方对他的怀疑和搜查罪证上。
首先，这样大的一个案子，要对一个不久前还是市委秘书的人产生怀疑本身就需要勇气。这一点，刘海洋支队长的判断与信心支撑了整个案件的推进。也得到了专案组领导和省厅专家组的支持。
“这一阶段，程贵阳采用各种手法，迫使讯问人员搬出材料和证据，以便采取反讯问对策。而专案组没有上他这个当，改变打法，在对他进行控制后迅速转向现场搜查，尽管艰难曲折，但取得了很好的意外收获。同时，程贵阳也对讯问人员的一言一行十分注意，希望能从中发现讯问人员个性中的弱点，以便在审讯中加以利用。
“但他没有找到。
“针对程贵阳的试探心理，讯问人员要摸清其思想动态，识破其试探摸底的手法，以订出矫正对策。讯问人员在审讯中要做到喜怒不形于色，不让犯罪嫌疑人探出虚实，不给其可乘之机。”
“他老实交待了吗？”有记者追问。
“这正是我要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