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这样咬牙的犯罪嫌疑人，一心想打开突破口的讯问人感到十分头疼，但他们还是心里有底，能稳住神儿，沉住气儿，决定慢慢对付赵小鬼儿。
经验告诉他们，赵小鬼儿摆出这么一副架势本身就说明他身上有事、心里有鬼，这无非是他在极度心虚情况下的一种对抗手段。
这时刑警大队内部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分歧。
其实，讯问条件无非就是人、证据、时间三个主要方面。长期以来，刑警们对进入讯问的条件一直重视不足，许多时候都是在没有直接证据或直接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进行讯问的，这也是造成讯问不能顺利进行的原因之一。
近几年，滨江刑事犯罪不仅在发案数量上连年猛增，持续创造历史最高水平，而且犯罪的种类、特点、形式、手段、性质和影响也非历史上任何时期所能相比。
因此，碰上赵小鬼儿这种死打烂缠的可恨角色，虽说案子不大，可涉及到局长也就成了大事，如果不是此前有人因讯问打伤人而被起诉，丢了工作进了班房，刑警们不会有现在的克制和耐心，说不定赵小鬼儿早吃热乎的了。
但这回没人敢。
不过，仍有人主张吓唬他一下，来点硬的，也有人主张等纪大队回来请示了再说。
坐在主审位置上的重案中队长老夏，一看交代政策不行，按分工唱“红脸”的刑警启发了一下，也不行；又开导了一下，还是不行。
该使的文招差不多都使出来了，交换一下眼色，没辙了，唱“黑脸”的自然火往上窜，只好准备请示一下，借助国粹神威让赵小鬼儿开口了。
老夏出去掏手机给纪大队打电话，请求变一下方式，要求动手修理修理赵小鬼儿，否则他不老实。
不知老纪在唐朝那边喝得高兴，还是身边有人不便表态，说了声“你看着办”就关了机。夏中队听电话那边没给个准话儿，也不敢贸然动手，回去接着讯问。
面对脸上明显露出不满一言不发的赵小鬼儿，心里挺窝火。过去常有这样的情况，审讯一些没多少文化的犯罪嫌疑人时，事明明是他干的，可你磨破了嘴破子他愣是不交待，逼得没办法，你一打，全说了，甚至八辈子前犯的罪都交待得一清二楚，比竹筒倒豆子还快。
但打得有个前题，一要领导点头，出事有人替你扛着；二得八九不离十，认定人家真有事才行，否则人家一告，炒豆大家吃，炸锅一人赔的事就只有自己去受了。
其实，采用“红黑脸”这种恩威分工、角色配合的讯问方式，对付一般农民或初犯兴许管用，但碰上赵小鬼儿这种平时脾气暴躁、上来劲儿九头老牛也拉不回的角色就不灵了。
这种劝与骂、硬与软两种截然不同的强烈反差不但没有让赵小鬼儿对唱“红脸”的一方“感恩载德”，从而缴械投降，对唱“黑脸”一方更是如此，更别谈突破他的心理防线的目标了。
讯问不同于其他事情，讯问必须取得成果，没有结果就不能结束讯问。讯问也不能任凭被讯问人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
这一点无论是老夏等人的实际工作经验，还是罗本强讯问前定下的“必须对讯问加以控制，必须对赵小鬼儿的思维、心理、精神状态进行干预”的调子，都要求他们这样做。
总之，讯问人不可以没有作为。但事实上赵小鬼儿此时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被抓来的原因，而由不满变成了对抗。
面对刀枪不入的赵小鬼儿，坐在他对面的夏中队可不希望看到他这幅满不在乎的熊样子，他们是讯问人，坐在对面地当中那把破椅子上的是被讯问人。
在长时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情况下，老夏再次跑出去打电话，纪大队听过汇报十分恼火，这时候他可能已经带着满身酒气离开了大酒店，也可能正握着经理的手寒喧告别。
案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让局长生气的赵小鬼儿，不最后拿下他的口供，他感到脸上无光，他同意加大讯问力度。老夏回屋后脸色立刻就变了，充当起了真正的“黑脸”。
按照常规，被讯问人在讯问人长时间的逼视下，大多心慌意乱，脊梁骨也塌了三分，平时称王称霸或装傻充愣的嘴脸也吓得无影无踪。
赵小鬼儿不同，他仗着自己根本没犯罪，甚至懒得看他们眼中射出的正义与威严之光，这令自认代表正义和法律的夏中队怒从心起。
“赵吉林！”
老夏猛地把手砸在桌子上，暴喝一声，气势万钧。
“马了个逼！”
“你还能不能说？”
赵小鬼儿着实吓了一大跳。
讯问好似一场肉搏，警方掌握的有利条件可以成为讯问人的武器，但是如果轻易地亮出底牌而又不能致敌于死地，那就等于放弃了武器。
问题是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除了副局长罗本强和他妹妹罗本娟，其他人对案情根本就不了解，“偷车案”如此，“举报信”也如此，只知道是在小区找到了失窃的那辆凌志轿车，参加讯问只是例行公事。
他们没有获得任何证据，也许有证据在领导手里他们不知道，反正到目前为止只有车证而没有其他直接物证。调查结果也没有发现明显疑点。
现在转换到诽谤领导上来，更是没有抓头儿，但老夏几乎跟纪大队一样想法和心事，领导交办的案子不会错，尤其是诽谤的事，似乎非要治赵小鬼儿个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