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事情非常简单，如果不出意外也应该非常顺利。
同时，这项即将接近重大犯罪嫌疑人的工作又十分紧张，格外细致。
但是，在敲开于涛父母家的安全门后，并没有发现于涛的踪影。他的父母，被警方请进客厅问话。其他一些刑警和配合行动的当地同志把不大的房间认真看了几遍，一个角落也不放过。
然而，没有，一无所获。
对照犯罪嫌疑人于涛的照片，父母看着这群突然出现在自己家里的警察，显得紧张而谨慎。
这些人的面孔有的他们见过，曾经不定期来过他家，也交待过政策，讲明利害关系，希望他们一旦大儿子于涛（其还有一个儿子）回国后，立即报告警方，争取宽大处理。
一双双眼睛在注视着他们。
做为父母，他们当然明白国家政策与法律责任，可是，真正面对自己儿子大祸临身时，情感的天平又不由自主产生了偏离，倾向于庇护儿子。因此，对警方的严肃问话，他们虽心知肚明，但却不是保持沉默，就是不肯讲实话。张海山、费永生内心里十分激动和紧张。
“你儿子呢，回来了？”
“我儿子……”迟迟疑疑，吞吞吐吐。
显然，他们知道警方已经听到了风声，否则不会突然袭击般扑向他家，来了这么多警察。但是，怎么回答呢，说实话，当然心有不甘，不说又不行，脑门的汗霎时就出来了，有人点他，“不要说你儿子于涛没回来，早说晚说你都得说，抓到他也只是时间问题，想清楚了，快说！你儿子在南非犯了事，你能保住他吗？”
还是沉默。
在警方的一再强调和追问下，事到临头，于涛的父母最后只得默认儿子于涛是从南非回来了，可是他们马上又说，于涛回来没在家住，随后又走了，去了哪里，他们并不清楚，儿子也没说……
经过走访调查，又接触了其前妻，得到的信息是：于涛已回到国内已确定无疑，但其的确住了几天又走了，走时说要去重庆找工作，想在那里藏匿躲避一段时间……
可能吗？
第一次抓捕于涛失利。尽管有情报，但情报不全，且时间上缺乏时效性，大江省公安厅专案组的行动不可谓不快，决策也不可谓不坚决，然而没有时效性，其他都谈不上。只能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于涛可能的潜逃地点和下一步追捕策略与方案。
回到省城，张海山和费永生向刘建功总队长、程国权政委和史前进副厅长做了汇报。
与此同时史副厅长向肖子鑫直接汇报，针对这种情况，肖子鑫和史前进副厅长精心研究，科学施策，切实加强宏观指导。
可以说，现在，案子已到了关键时刻，于涛即已潜回国内，能不能尽快将其抓获，不仅关系到能否尽快结案，也关系到对前期艰苦调查取证工作的检验。
案子到了这一步，肖子鑫的兴奋点已经发生了根本转移，从上到下，追捕成为重中之重。
那么，于涛到底能逃往何处呢？
肖子鑫和史前进分析研究之后认为当然不会是重庆。很明显，他的父母无论出于哪种角度和心理，都不太可能将儿子的行踪合盘托出，心甘情愿地交给警方。
“有三种可能：一、他们的确不知儿子去向，但可能性极小；二、知道儿子落脚点，就是不说，抱着侥幸心理希望儿子躲过一天是一天，这种可能性极大；三、出于上述心理，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故意声东击西，混淆视听，低估了警方的科技手段及智慧和经验。”
“对，应该是这样！”
分析研究之后，肖子鑫和史前进一致认为，这种可能性最大！
既然于涛父母和前妻等人说他去了重庆，那么就要据此向相反或完全反向思维来考量。
在巨大的全国地图前，肖子鑫、史前进和其他几个人——几个重要的决策者目光呈扇形向四周扩散，再集成一束，成线形一个又一个大城市探索……
北京？明显不适合他。
南京、上海？
倒有可能。然而进一步分析研究，认为这两个地方虽好，也符合于涛狡猾的个性特点，但是仍然不会成为他的首选。
就像猎人在寻觅猎物一样，这时候肖子鑫、史前进、刘建功、程国权、张海山的大脑里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回应与思考。
前期对于涛文化程度、家庭关系好坏、人缘好坏、社会经历、个人性格、爱好、有无前科、被控案由和作案主观原因等等的熟悉与掌握开始起作用，结合他潜回国内又急急忙忙逃离东阳老家的心理因素，最后，肖子鑫和其他几个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将手指放在广州。
“广州市！”
“tnnd！”
“看来，那里最适合他去‘发展’啊！”
肖子鑫一直严峻的表情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不错，于涛离开高校去南非前，曾经在东阳某集团的宾馆做过总经理，到南非后做的第一桩生意也是“服务业”，对“业务”可谓捻熟，又一表人才，具有较高的文化背景与学历，且朋友众多，如果他选择藏匿地点并在此赖以谋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