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大多是普通人，普通人在权势逼迫之下，只好服从权力改服剃发。于是，在一片辫发胡服中，穿这大明衣冠的朝鲜使者每次出现，好像都会引起一种故国离黍之思。就在明清易代六十八年后的康熙五十一年，崔德中初到清国，曾和一个九十一岁的老僧有一段对话：
余问：甲申之岁，汝年廿一，能记其时乎？答曰：其时出家久矣，岂不明知？问：我等衣冠与明制一样耶？答云：一样尔，第无笠子，只着冠与帽子矣。
同一年，闵镇远随同朴弼成出使清国，在经过辽东新城的时候，闵镇远也发现，“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到了山海关以后他又发现，“居民多汉人，风俗与关外有异，见吾辈行，多有艳慕起敬者”。这天夜里，他看到一个年轻的汉族人喘了朝鲜随从的衣服欢喜踊跃，于是就问，穿这样的衣服高兴吗？回答说，这是我们祖先穿的衣服，怎么会不高兴呢？并且说：“每念剃头之痛，只欲无生”。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入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
到了乾隆年间，满清王朝建立已经百年，遗民那些象征了汉族正统的衣袍冠发，和他们矢志反清的前朝心情，随着时光的流逝已烟消云散。那个时候的知识阶层，早已接受了这种异族政权的现实，只是有时候还想起历史来，稍稍心里还有些赧然和愧疚。毕竟已近是乾隆时代，遗民作为历史的象征，刺激的意味已经不再强烈，人们已近渐渐习惯了新朝服装。这时候，朝鲜使者的衣冠倒成了唤醒汉族人历史记忆的资源。在一次闲聊中，洪大荣给两个汉族文人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山海关外的一个知县，遇到朝鲜使者，就把他们请到内堂，向他们借朝鲜的衣冠来穿戴，穿上衣服后，夫妻相对而泣，使得朝鲜使者也黯然泪下。说罢故事。两个汉族文人“垂首默然”，跌足叹息说“好个知县”。
有叹息就说明有痛楚，有痛楚，这种历史的疮疤就会时时被揭开。虽然明朝遗民随着岁月流逝渐渐消失，雍正，乾隆年间，已经不大有这种离黍之思，没有了离黍之思的人也没有心思再穿明代衣冠，但是，汉族的历史记忆却埋藏得很深，并不随着时代变迁而泯灭。所以，尽管穿这种衣冠的遗民不再出现，可是这些衣冠却在娱乐舞台的戏曲人物中，外国使节的礼仪朝觐服饰中和汉族女性的日常穿着中不断出现。 [似边缘的象征物出现时，深藏的族群记忆仍然会时时被撩起。
三.戏台：“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
先看戏台上的人物。
乾隆年间，朝鲜人李德懋(1741－1793)出使燕京，一天到东安门拜谒大成庙，殿门一开，很多老百姓看见朝鲜是者穿乌帽团领，行四拜之礼，就指指点点地说，这好像“场戏”一样，所谓“场戏”就是穿了古代衣服演戏原来，在当时一般人的记忆中，只有“场戏”中的演习人才会穿“古衣冠”，“衣冠”二字上加上一个“古”字，说明这种衣冠连同他所携带的历史已经相当遥远。
这也许是高压下的必然。衣冠不仅是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政治承认的象征。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场合，所有人都必须穿着本属于“蛮夷”的衣服，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当时的汉族文人说，就连孔孟程朱再世，也不得不服从这一制度。当时，朝鲜人对于清国官员戴数珠之制不以为然，说这不是“先王之法服”，但汉族文人却告诉他，你不了解清国之制，可当朝鲜使者故意调侃说，数珠是信仰佛教的东西。汉族文人郑重地说，“非也，虽程朱处今之世，敢不带耶”。
可是，戏台上偏偏却还穿这种古汉族衣冠。
本来，清除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也有一些警惕，顺直抹康熙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刑部捉住没有提法的一人王玉，梁七子，他们自称是演戏的人，要男扮女装，所以不剃发，但是皇帝却勃然大怒，下诏说，以前曾下令不剃发者斩，并没有允许优伶留发，至今这些人还违背命令，实在是可恶。所以，现在再次警告，如有伪托优伶不剃发的，十天之内速剃，十天之后，如有不剃发，一定重重治罪。但是，禁令归禁令，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吧，就连满清宫廷、贵胄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这使得戏曲领域“漏网”获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权，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洪大荣曾经诧异，“尝见皇上南游图，处处宫殿楼观戏台，皆极其奢丽，且道戏台有何好处？”一个汉族朋友潘庭筠就说“戏台有戏台妙处，以其有汉官威仪也”。因此，戏台在某种意义上，却成了唤回汉族历史记忆的场所。
这种以为朝鲜人也早想到了。康熙末年，崔得中在回朝鲜途中经过永平府，正好看见演戏，他注意到这些戏中人物穿的，都是明代甚至宋代的朝服、军服，他觉得“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完之资，痛哉”。不过，稍候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道时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