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下午时，我们又去了学院美术馆，并在对面的书店里逛了逛。他买了几本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买了达里奥.福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和一本皮埃尔.帕索里尼的电影研究。
走出书店时，他笑问道：“你是帕索里尼的影迷？”
我说：“谈不上影迷，只是觉得他挺有意思的。”
“有意思？”
“他憎恨教会，却又拍了《马太福音》。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信奉葛兰西主义，可是在美学上却又是弗洛伊德式的。他推崇革命，却又在电影里处处解构真理和道德。说到底，他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的自恋分子。”
“我想大多数人对于他的兴趣恐怕都是源于那部《索多玛120天》。”
“你怎么看那部电影？”
“抛却内容不谈，我认为加入了纳粹的背景反而恰好背离了作品本来要表达的悖谬性。卡尔维诺说，帕索里尼对萨德的文字表现出了不必要的忠诚，却恰恰因此远离了其精神主旨。”
“你还是第一个这么一本正经地跟我讨论这部电影的人。”我笑说。
“也只有跟你才能这样聊。如果跟其他的女生聊这部电影，多半会被当作思想下流的变态。虽然看的时候的确实有一些不怎么正经的念头。”
“我也是。”
“喂，女孩子不要这么爽快地承认这种事好吧。”他有些无奈地看着我。
“在学长面前我还需要掩饰什么吗？”我笑了一下说。
高中时我只有的两个秘密——一个是我偷偷地看过情|色一个是喜欢颜良——却都意外地被他发现了。第一个秘密他是在风纪检查时发现的，那次他不动声色地帮我把那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藏了起来。第二个秘密是在高二那年的冬天被他发现的。那年寒假我在公共电话亭打了电话去颜良家里，过了很久都没有人接，我于是就对着电话那头的蜂鸣把那两年来对他的思恋全都说了出来。我一边说一边哭，哭到不能自已时蒲思文就突然出现了。那天他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
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外面的圆桌前坐了下来。他突然问起了颜良的事。我说那个男人已经跟我没关系了。
他没再追问下去。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我有没有跟其他人恋爱。
我说：“这些年遇见的尽是些脑袋不怎么灵光的家伙，怎么可能恋的起来。”
他笑了笑。
“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你跟他谈村上春树，他跟你谈村上丽奈，你跟他谈约翰.穆勒，他跟你谈托马斯.穆勒。”[10]
他笑着摇了摇头。
我又问起他的感情状况。他说自己最近刚刚跟交往了六年的女朋友分手了。我说，那还真是遗憾。
“总好过结了婚才发现两个人根本不合适。”他说。
“那倒也是。”我说。
傍晚时我去他住的家庭旅馆参观了一下。狭窄的巷子，古老的建筑，靠近小路的阳台上盛开着蔷薇和三色堇，另一侧的窗外，亚诺河的风光尽收眼底。
6.
几天后，我搬去了蒲思文住的那个街区。只可惜那家旅馆已经没有房间了，我只好去了对面的另一家旅馆。
我的房间视野不是很好，拉开窗来就只看得到几栋红顶的民居而已。好在恰巧在蒲思文的房间对面，走到阳台边上，至少还有一片蔷薇和三色堇可看。
蒲思文问我要不要跟他换房间。我说不用，白天里看过的那些风景都已经在我心里了。
他笑了一下说，如果你想看风景，直接从阳台上跨过来就是了。
我说我恐高，不敢过去。
我们又隔着阳台聊了一会儿便去附近的餐馆吃晚餐了。他点了餐前酒、小牛排和蒜蓉面包，我点了熏鲑鱼、柠檬汁和土豆泥。席间我们不约而同地聊起了高中时候的事。
他说自己高二时曾经暗恋过来学校教学实习的语文老师，那个时候为了引起她的注意，每天都在周记上写一些酸溜溜的诗。
我笑说：“这还真不像风纪委员会做的事。后来呢？她接受你了？”
“怎么可能呢？”他有些自嘲地说，“刚开始的一个月里，她每周都会认真地在那些诗后面写一些点评和感想。后来突然有一天，她却在一首诗下面说，最后那三句让她想起了她和她男朋友的事——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写过周记了。”
“这还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他又问起了我的高中生活。
我说：“其实对我来说那是迄今为止最难熬的三年，在家里要面对老妈那个色眯眯的男朋友，在学校里又被一帮笨蛋包围着，那个时候真的痛苦的不得了，每天都想着快一点毕业。高二时学会了抽烟，高三跟颜良在教室里接吻时不小心被学级主任发现了，之后整整一年那秃头都在找我的麻烦。我当时真的讨厌他讨厌到不行，还偷偷在他的茶杯里放过粉笔末。”
“你还真是个不良少女。”他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