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我大明朝每年可以开采的白银是二十万两，当然，事实绝对不会这般。”徐梁手指朝天指了指，意思是记住前面的话，他这个估值是严重溢出的，“万历三十四年至今四十多年，总共开采白银应该是八百多万两。”
徐梁明白了徐梁的意思，也意识到父皇当政的十几年，每年银课收入也不过两三万两，摇头道：“陛下，您这个估值是否太高了，神宗帝派矿监，实在是饮鸩止渴，一时风光而已。”
徐梁手头上却还有另外一份宫中的数据，这些数据在满清哪里绝对是浪费，因为满清在本质上比明朝更落后，复杂的经济问题，他们更不在意，他们在入京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处于极其原始的掠夺阶段。
而这些东西对于徐梁来说，却格外的重要，因为徐梁在抽丝剥茧之中，发现万历八年时候云南银课的数目，不足六万两。
云南银课占全国银课六成，所以能够估算出当年全国银课收入为九万两上下。银课税率是三分抽一，所以当年大产额大约在三十万两左右——这是考虑了合理“贪污”的情况。因为万历八年是张居正执政的巅峰时期，官员还算是较为廉洁，但并不能杜绝贪污、假账、挪用、瞒产等各种官场陋习。
三十万两显然比二十万两高出了三分之一，但考虑到朱慈烺朝后期的银课愈发萎缩，国变之后根本没有收到云南的银课收入。所以用二十万这个数值信心指数更高一些。
“姑且按照二十万两算，”徐梁道，“也就是八百万两。这能否说明全国就这点银子呢？”
“当然不行，万历之前开采的银子呢？”徐梁在这点上脑子还是很清楚的。
“三千九百四十七万两。”徐梁报出了一个极为精准的数目。
徐梁双目圆瞪。
“这是最少数目。”徐梁旋即将洪武二十三年到正德十五年一百三十年间的银课数与银产量背诵出来，听得徐梁目瞪口呆。
“这都是宫中老档可查的数字，查不得的数目与贪污、私采的数目实在无从估算。”徐梁道：“就算加倍吧。我朝历代以来累计开采的白银就是八千八百万两。这却并非天下白银的总数。”
“还有国朝之前开采银子……”
“那些我都不去算他。只算大头，八千八百万两还要加上三亿两。”
“三亿两！这是天上掉下来的？”朱慈烺失声叫道。
“是海外得来的，而且集中在嘉靖朝之后。”徐梁道：“因为泰西有国名西班牙者。侵占了一块蛮荒之地，那里盛产白银。此外。东瀛日本在嘉靖朝发现了两座大银山，而且还改进了冶炼技艺，故而白银增产极大。这三亿两中，日本流入我朝的白银就占了一半，几乎是他们的全部产量。”
徐梁算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道：“那些银子呢？都落入了晋商之手？”
“还有徽淮浙闽粤等地的大商人。”徐梁道：“这些银子从沿海流入我国。先经手的是浙闽粤三省的海商，他们从内地收罗瓷器、生丝、茶叶等等中华物产，银子便流入了中原腹地。西北商用辽东山参、貂皮，蒙古的畜牧、皮草等北货，将银子揽入怀中。其中有一部分被东虏和蒙鞑抢走。然后通过张家口晋商购买铁器、粮食。唔，辽镇当年也是晋商一样的角色，主要是贩卖粮食。”
徐梁听得头昏脑胀，重重一拳捶在扶手上，痛得暗中咬牙。
“所以晋商除了购买湖广的粮食、日本的俵物、江南的歌妓等等奢靡日用之物之外，并没太多地方用这些银子。于是，他们就在家宅底下挖个地窖，将白银窖藏起来。人同此心，晋商如此做，其他的大商家难道会有例外？所以大明这三亿八千万两银子，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被藏在地窖之中的。”
“难怪我大明有如此之多白银，父皇却完全没有银子可用！”徐梁恨恨道。
“关键不在地窖，而在我大明的税收。”徐梁道：“我大明以农立国，朝政收入全靠农税。而你看从朕刚才描绘出来的那条白银走动的路径来看，可有哪一步是走到农民手中的？”
“购买湖广的粮食？”
“湖广的土地都是宗藩、豪强地主所有，真正的农民能拿到什么银子？能交够田税就不错了。非但如此，我大明有两三百亩地、雇得起长工的中小地主都没银子。其家人也得下地干活，逢年过节或是农忙时才能吃上白米。”徐梁道。
朱慈烺一想也是，突然有个念头在脑中飞撞，却始终抓不住它。终于，仿佛闪电劈过，一片黑暗之中让朱慈烺看到了四个大字：“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以实物折成现银纳税。看似方便了国家统计征收，也丰富了国库，但农民手中的确没有银子啊！”徐梁叹道：“故而有御史说山西丰年都要卖妻儿才能纳上税，这未必是空穴来风。盖因朝廷只收白银，农民得将收成卖了才有现银。可是没到收获之际，谷价必然被商人压低。故而收获甚至不足以偿还耕种时借的青苗钱。”
朱慈烺听得大汗淋漓，脸上腾起两团红晕：“宋时王安石用青苗法，我朝可行乎？”
徐梁摇了摇头：“王安石用的青苗法，本出于晚唐藩镇敛财之术，事实也证明想法虽好，却不易执行。聚敛之官以此放出高利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