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要求大家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做什么事都不能过急，所谓欲速则不达。九年立宪既然是已经定下来的大政方针，还是不要改变为好。客客气气的拒绝了这一次地请愿要求。
请愿团的目的虽然没有达成，但能看出新一届的清政.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在克服慈禧太后当政时期的固执和傲慢。至少已经能够有个平和的姿态，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了，这个进步还是应当肯定的；尽管完全是在敷衍。
回想一下当年的公车上书，请愿书根本就没交到皇帝的手中，那么多人发出的声音，清廷根本不当回事。
遭到拒绝的咨议局的代表不甘心，也没有放弃。对于这个结果，各省请愿代表们并不感动吃惊。如果请愿一次就能成功，那就不叫中国的朝廷了。
于是，他们经过商议后，决定再次发动请愿。而且要扩大请愿代表的范围，并广泛征集请愿签名，以壮声势。
同时，请愿代表们还制定了章程并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北京设立总部，各省各埠设立支部，隐然已有政党之雏形。
一九一零年六月初，经过“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努力，各省代表们再度进京，发动第二次请愿。
这次请愿代表扩大到一百五十人，除了各省谘议局议院外，还包括了各省商会、学会及华侨代表等。而且，令人鼓舞的是，这次请愿还征集到三十万人的签名，其规模远远超过第一次。
进京请愿代表再次来到都察院，呈递了十份请愿书。虽然十份请愿书各有侧重不同，但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速开国会才是弭乱救亡之策”。请愿代表们还警告说，如果不速开国会，“汉唐元明末造之祸，必将复见于今日”，与其等“大难已作同遭玉石俱焚之惨，何不及今力持大体，俯顺民情，速开国会，以弭乱于无形乎？”
这次都察院没有为难，而是立刻代奏朝廷。
请愿书上去后，朝中大臣开始分化，有人力主“严旨震吓”，以免代表们“哓哓不休”；有人则认为“民心不可失，民怨不可积，须婉言对付，免生枝节”。据说载沣看到请求立宪的签名者已经有三十万之多时，也曾忍不住拍案大呼：“人民请愿如此之多，倘再不准，未免大失民心！”
但是，这些大员们讨论下来，觉得还是不能轻易服软；万一这先例一开，以后这些老百姓都群起效尤，朝廷的威严何在？岂不是留下极大的麻烦。
于是，六月二十一日下发谕诏，以“财政困难，灾情遍地”为由，坚持“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会”。
这一次的拒绝态度强硬，明确提出“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很遗憾，这个政.府毕竟还没有学会如何正确面对，人民日益增强的民主意识，如何倾听发自民众地呼声，更谈不上正确对待民众的请愿活动。
第二次请愿失败后，代表仍未气馁，他们通电各省：“务必再作第三次请愿之举，矢以百折不挠之心，持以万夫莫拔之力，三续，四续，乃至十续，或可有望成功。”于是，他们便展开了规模更大的第三次国会请愿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