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笔趣阁>军事历史>大明元辅>第145章 主考何人

高务实之前和郭朴说会试之前都住在他的大学士府,其实那只是个说辞,主要是用这个姿态表示对郭朴的支援,从而加强郭朴在高党的权威性。这一点,高务实知道郭朴一定能看得出来。

既然只是个姿态,那么在接着朱翊钧的“君威”,高党雷霆万钧的扳倒了凌云翼之后,高务实就不必真的一直住在郭阁老府中了。

会试的主考官都是皇帝在考试之前临时决定的,但高务实知道郭朴就算被皇帝点将主持本次会试,他也也一定会拒绝。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高务实这次也会参加会试,而高务实是他的学生。

出于同样的理由,高务实估计大舅张四维也不会出任本次会试的主考官。

这就让高务实有些挠头了,因为会试主考,是有很大几率会让一位内阁阁老领衔的,而现在内阁只有三位阁老,如果郭朴和张四维都不肯出任主考,那很大机率这次的主考官会是申时行。

申时行在先帝隆起朝时就是“同知太子经筵事”,虽然不是日讲官,但因为他“负总责”,其实也是给朱翊钧讲过课的那也就是给高务实讲过课。

申时行是嘉靖四十一年金榜的状元公,学问水平自然毋庸置疑,不过这位状元公的课高务实一直不是特别喜欢,倒不是他讲不清其中道理,而是申时行讲课的风格实在是太过于四平八稳,说话也是小嗓门,温文尔雅有余,威严肃杀不足。网

不过,这恐怕也是申时行的个人风格,他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其做学问甚至有些把儒学往道家的无为上带,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代表了现在心学中的某一派倾向,就是过于注重所谓心性的修养,而把现实中的许多事情刻意淡化。

中国有两千年封建史,这两千年中的大一统王朝自汉以降,一直是尊儒家为正统价值观。但是所谓儒家学说自孔孟之后,也是变化发展的。自从宋代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北宋五子开创的新儒学,在南宋分为朱陆两派,至南宋末年,程朱理学逐渐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到了明朝建立,程朱理学则进一步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并通过八股取士等措施,固定为君主统治的正统要义。

而至明代中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江南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级的壮大,一股带有平zhu义色彩的个思潮,开始猛烈冲击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纲常礼教观念。王阳明心学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比起从政的经历,他的思想成就更令人瞩目。结过艰苦卓绝的现实磨练,他成就了自成一说的心学理论。“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的核心。网后人因此也称王阳明哲学为良知之学。

据说,曾有人请王阳明讲学,问他“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问话人的意思,是希望他不要只讲良知,不要守着“致良知”不放。而王守仁用了一模一样的话来反驳他,说“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

其实对于这一则故事,高务实是有个人看法的,而且是“不同看法”。

儒家的“太宗”孟子里说,良知是一种近似本能的本性,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人们通过性善所体现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东西都是先天固有的。而王阳明却把这个本能的道德感应变成了三观的核心价值观念。

高务实一直认为,禅宗就是把佛教中国化和通俗化了,而王学与禅宗颇有些异曲同工,是将儒家学说也通俗化和大众化了,不必拘泥四书五经教义,人人都可随心所欲地领会儒教,人人可以为圣贤。

阳明心学一直在民间流传甚广,但因为没有系统的严谨理论,所以无法取得正统思想地位,甚至在不同阶段遭到官方打击。即便王阳明死后,嘉靖帝还评价他说“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此论若一言以蔽之,可谓“心学即歪理邪说”。

然而奇怪的是,心学在王阳明死后半个世纪,依然火了起来,并得到官方承认。历史上的万曆十二年,张居正已死,一些心学门徒进入了权力中心,在他们的鼓噪下,万曆帝将心学当成了儒教理论发展创新,使王阳明从祀孔庙。

高务实的观点是,王阳明也许是够资格入孔庙的,但当时的心学却已经是走火入魔的心学,不再是真正的“阳明心学”了。

因为当时心学在朝堂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首辅申时行,其坚持的做法实在谈不上“致良知”。

实际上,“良知”本身就是最难定义的一个词,“性善论”和“性恶论”还争了几千年呢,也没争出个绝对胜负来,“何为良知”又哪有那么简单

问两个最简单的问题杀人是对是错杀侵略者是对是错

可见良知有时候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很多问题的根源其实压根就不是出在良知之上,而只是出在利弊之上。

“小孩子才论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

心学大佬们当然都是成年人,但他们又必须打着“致良知”的幌子,这就麻烦了。于是就产生了徐阶、申时行这样的人物。谈论学问的时候是一套,行事理政的时候是另一套。

致良知,终于沦为了致私慾。

徐阶和申时行的“致私慾”,表现为中庸坚忍,只要能保住位子,其他的事情可以暂时不论,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和稀泥就好,讲究的是和稀泥的本事,而不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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