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最早的叛蕃西夏，就是最好的例子。
辽国不但接受了它的朝贡，册封了李元昊的官职，还大力资助李元昊立国，不断地“调停”甚至进行武装干涉。
辽国能做初一，我大宋为何不能做十五？
还有高丽，高丽最早是大宋的藩属，后来被辽国威逼，被迫断绝与大宋的朝贡关系，成了辽国的单独藩属。
后来在高丽君臣的努力下，终于打通了海上朝觐之路，这才重新变成两国的共同藩属。而到现在，又重新变成了大宋的独有藩属。
这些都是有先例的，而且这些先例，都是辽国首先做下的。
既然辽国作俑于前，就不能怪我大宋如今，效法于后。
礼部尚书许将声若洪钟，老头年纪虽大，但是吟啸功夫出类拔萃，声音在大殿里回响，竟然引得大金钟都嗡嗡作应。
许将声明，大宋对待藩属的态度，从来都非常明确，那就是不干涉他国内政。
只要藩属在大宋朝贡体系范围之内，恭顺守礼，那么大宋作为宗主，就应当给予他们公正的待遇。
至于调停与干涉，那也是限于藩属之间发生矛盾，需要宗主出面的时候，由藩属国提出求请，大宋才会出手。
占城官民请附，便是例子。
因此从外交制度上来说，大宋册封鞑靼和女直，没有任何做错的地方。
如果辽国希望大宋采取不一样的办法，也不是不可以，从制度上讲，也是有路可走的。
首先，辽国得将自己置于大宋的朝贡体系之内，也就是说和鞑靼女直一样，先成为大宋的藩属国。
然后才能以藩属国的身份，提出提案，要求大宋调停辽国与鞑靼之间的争端，这样就成了宗主国调停两个藩属国之间的矛盾，也才合乎大宋的外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