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也似乎发现其实自己和张维贤这等真正的上层社会之间还很不熟，很容易冷场，不知道该说什么。
也许因为两个人的年龄，经历，差太多了吧。
主要是经历。
韦宝在现代的时候虽然毕业多年，可做的都是最简单的体力劳动，所接触的层面都是社会最底层。
就比如现在英国公府这种高档环境，韦宝仍然会有时候觉得自己还很不适应，不能真正做到那么自然。
这是要靠时间积累的，环境是这样，人也是这样，接触的都是有实力的人，社会中上层的人，当然，也包括社会底层的人。
张维贤的见识广，而韦宝的见识狭窄浅薄，这些都是两个人之间的隔阂。
当然，最关键还是阶级立场之间的不可调和矛盾，还是对世界的看法不同。
这已经上升到世界观的矛盾了。
张维贤不清楚，韦宝确是很清楚的。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大体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中国早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至清代，中国已进入了商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期。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已经产生“新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苗芽”，“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内，已经存在和发展着否定它的母体的因素了。假设当时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这一封建社会，也可能有其自体内所包孕的否定因素的发展而崩溃，蜕化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的。
可是外来资本主义的侵入，却截断了这一历史的阶段，使中国经济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而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是有限的，只是某种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
当时手工业的经营还没有达到工厂手工业的完成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没有真正成熟。
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它出现于何时，原来学者大多主张明清说，后来又出现了唐代说、宋代说和元代说。
评价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明末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有没有质的变化。
资本主义萌芽对当时社会的阶级结构有无影响，明清时期是否出现了市民社会和市民运动，涉及到了丝织业、矿冶业、制瓷业、造纸业、榨油业、制糖业、农业等。
这些问题很沉重，韦宝原来也就是一个社会底层，根本没有触及到这么大的课题。
但是韦宝现在作为天地会这样的组织的大牢，并且是唯一的大佬，他不得不考虑这些。
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运动，而不是个别经济现象。
只有从多方面多角度来研究资本主义的发生问题，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
许多学者承认，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最早发生在意大利，有的学者认为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因素早在11世纪就已清晰可辨了”。
“在威尼斯建立起来的制度一开始就提出了有关资本、劳动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所有问题”。
随后的经济强国是葡萄牙、荷兰，荷兰最兴盛时的船队数量相当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总和。
但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果实并没有被这些较早的欧洲强国所享有，而是拱手让给了后来居上的英国。
资本主义之所以在英国开花结果，是因为英国具备资本主义发展并导向近代化的综合条件;其他国家之所以没有在英国之前或与英国同时走向近代化道路，是因为这些国家缺乏这样或那样的条件。现在有学者从英国所具有的特殊优势来论证资本主义成功的原因，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工业革命，煤铁资源，科学技术的突破等。
这些论证都有道理，但都只是说明了其中的一个方面。
由资本主义发展而导向近代化的英国模式的确有其特殊性，是其他国家所不能具备的，这就是它的环境优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发达的金融业、海外殖民的丰厚汇报、早发的工业化、伴随工业化而迅速出现的技术突破和科学发明、知识的进步，包括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等等。
其他国家可能具备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因素，但未具备这些全部的因素，如意大利具备了市场优势，但不具备资源优势、工业化优势等。
荷兰具有环境优势、市场优势、海外殖民优势，但荷兰既没有走向工业化一途，阿姆斯特丹的商业资本主义也很快在伦敦的工业资本主义的进攻面前败下阵来。
法国则由于殖民地的过早丧失及工业化机会的错过，使之在与英国的较量中甘拜下风，失去了争夺欧洲第一把交椅的机会。
不难看出，英国所具有的条件得天独厚，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确特殊，是个“例外”，世界其他各国则是常态。
英国经验所体现的社会再生产扩大的普遍规律而言，它适用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化工业。
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英国经验又是非常独特的，不具有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国模式对研究其他国家或地区近代工业化的发生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经济从不是孤立的。经济活动场所也是其他实体文化、社会、政治的安身之地，其他实体不断向经济渗透，以便推进或者阻碍经济的发展。
这些实体很难互相分开，因为我们所观察到的经验实在，构成一个整体。
在15世纪后半叶，一切影响欧洲从中世纪转变为近代社会的因素和力量都在同时起作用，有时候